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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的本质是再叙事”——Mona Baker讲座题解及其他*

林大津
(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摘 要:本文围绕英国著名翻译理论家Mona Baker题为“Translation as Renarration”的讲座,首先从理论上进一步论证“翻译的本质是再叙事”这一命题的科学性与有效性,其次力图区分“再叙事”与“乱叙事”的翻译行为,最后就如何落实“对源语文化负责”翻译观提出个人建议。
  关键词:
翻译本质;“再叙事”;“乱叙事”;忠实原作

Translation as Renarration: An Interpretation of Professor Mona Baker’s Lecture and Its Implications
Lin Dajin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007,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interpret Professor Mona Baker’s lecture on “Translation as Renarration” and its implications with a view to first proving its validity on a purely theoretical level, then distinguishing renarration and its abuse in practice, and finally proposing translation notes as a means of achieving “fidelity” in its reorientation of “faithful to the culture of the source language”.
  Key words: nature of translation; renarration; abuse in translation; the principle of fidelity

  由我院刘亚猛教授牵线搭桥,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翻译与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国际翻译与跨文化研究学会副会长、享誉国际学术界的著名翻译理论家Mona Baker教授于2007年4月9日来我院做了一场题为“翻译的本质是再叙事”的学术报告。演讲时间虽然不长,但这一题目本身给师生们留下了众多有关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再思考,比如“再叙事”与“忠实原作”问题、可译性与不可译性问题、无意性与有意性问题、实用翻译与文学翻译问题、语言与文化问题,等等。本文拟综合讲座的基本内容、讲座期间演讲人与听众的对话以及讲座萦绕人们心中的疑问和启发,做一再思考。

  1. “再叙事”:民族文化与个体“前结构”
  1.1“再叙事”:民族语言与民族文化

  民族语言是民族文化的载体同时又是民族文化得以传承和传播的主要媒介。这一命题似已成为学界的共识。用德国语言理论家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53)的话说,“语言的所有最为纤细的根茎生长在民族精神力量之中,民族精神力量对语言的影响越恰当,语言的发展也就越合乎规律,越丰富多彩。语言就其内在联系方面而言,只不过是民族语言意识(der nationelle Sprachsinn)的产物,所以,要是我们不以民族精神力量为出发点,就根本无法彻底解答那些跟最富有内在生命力的语言构造有关的问题,以及最重大的语言差异缘何而生的问题。”(见姚小平译,2002:17)因此,从纯理论角度讲,用一种语言翻译另一种语言文本时,要想百分之百地再现载有源语民族文化影响的源语文本所传递给源语民族语言读者的所有信息,是绝对办不到的。迄今为止,实验心理语言学研究恐怕还很难通过实验室的设备,来准确检测源语文化读者对源语文本的心理反应与目标语文化读者对目标语文本的心理反应是否一致或差异有多大。进而言之,与主流文化并存的是多种共存文化(coculture)[1],共存文化也有其各自的“语言世界观”,不同译者只能取其所属的文化视角观察某一特定文本,从而进行“再叙事”。
  1.2“再叙事”:个体与“前结构”
  我们还可以把目光从共存文化缩小到个体。由于任何人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生活经历,因此必然拥有许多与众不同之处,倘若将差异缩小到细微处,那么“没有两个人会用同样的眼光看这世界。”(No two persons see the world in exactly the same way.)(Brislin & Pederson,1976:VI)
  “叙事”以及对“叙事”的解读可成为导入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M. Heidegger,1889-1976)阐释学(hermeneutics)的契机。通常认为,为阐释学带来本体论转折的是海德格尔(见南帆,2002:271):
  在他那里,阐释学所要解释的不是某一种文本,而是解释存在本身。阐释者已经置身于世界之中,与现实世界发生了种种联系。阐释者与所要解释的对象已经共处于同一个关系结构之中。所以,存在的历史性决定了阐释的历史性。阐释者不可能用一个空白的头脑进行阐释。从提出问题到阐释问题,阐释者无不受到文化背景、传统观念、知识水平和思想状况的影响。海德格尔认为,这意味了这个对象业已事先进入了阐释者的“问题域”;此外,任何解释都包含了某种预设。这一切形成了阐释的“前结构”(pre-structure, 英文术语为笔者所加——笔者按)。阐释者总是在“前结构”的制约下解释万事万物。“前结构”集中表明了阐释者与历史环境的关系。阐释者的主观成见恰恰是阐释的前提。
  既然任何个体与其他个体存在有个体差异,他就必然有其习惯成自然的言语表达行为,有别于其他个体的言语表达行为。“前结构”意味着每个“存在者”很难避免“带着有色眼镜看问题”。因此,翻译工作必然是每个译者的“再叙事”或传统上所说的“再创作”,正如希腊谚语所云:“Every tale can be told in a different way.”(每个故事都可有不同的说法,见Samovar, Porter & Stefani, 2000:27) 。用Mona Baker教授本人的话说:“即使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就同一题目都会创作出不尽相同的文本”。的确,当我们写完一篇文章,保存在电脑里,不幸被“电脑事故”销毁后,再提笔写出的东西几乎不可能与丢失的原稿一模一样了。如果将Mona Baker教授就原文创作的以上观点“移植”到翻译过程,似可转化为“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对同一个文本所做的解读都不尽相同,因而生产出的译文也不尽相同”。从阐释学角度看,每个人的“前结构”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动态发展的,随时随景、随情随地而异,因此母语创作过程与双语对译过程都是一种“再叙事”。如果说目前通过实验心理语言学的研究设备用以检测源语读者与目标语读者的心理反应是否一致还比较困难的话,通过一般实验来验证“再叙事”却一点都不难,即面对同一个具有一定长度的文本,一百个译者必定生产出一百种不尽相同的文本,一百种可能在翻译行家看来都可以满足最低“要求”因而可以接受的文本——水平高低则另当别论。
  中文海报中对英文讲座题目“Translation as Renarration”的翻译或许可以作为一个“再叙事”的绝佳例子,即“翻译的本质是再叙事”。有人提出疑问:“为什么不译成‘作为再叙事的翻译’?”不错,英文题目容易给人如下联想:“作为A的翻译”,“作为B的翻译”,“作为C的翻译”,“作为D的翻译”……从理论上讲,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体现的是不同的翻译观及其看待问题的不同角度。但笔者以为,要么译者对演讲人的学术观点早已了如指掌,要么通过推理,认为演讲人的语用意图仅有一个,即“翻译的本质就是再叙事”,因此才做出这一超越一般人想象中“字面形式”的“再叙事”。

  2.“再叙事”与“忠实原作”
  2.1“再叙事”:理论有效性与实践“非法性”

  既然翻译的本质是“再叙事”,那么译者是否可以“随意叙事”呢?不同的“叙事”是否都具有“合法性”呢?如果“再叙事”意味着“随意叙事”,意味着无所谓有什么“忠实原作”问题,则以下感慨、呼吁乃至抨击就是杞人忧天、小题大做了(夏季,2006:5):
在翻译界繁荣的表面下,是高端翻译人才匮乏。“老一辈翻译家逐渐退出之后,要从现在的年轻人里找出高手太难了,”曾经参与《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翻译工作、原中央编译局副局长尹承东感叹。
  “不说别的,当年翻译《毛泽东选集》时高手如云,翻出来几乎无可挑剔,然而我们给‘十六大’文件的英文版定稿时,却发现能够吃透原文精神进行准确翻译的译员太少,改得很辛苦。” 尹承东说,“虽然现在懂英语的人多了,但很难说翻译的整体水平提高了。”
高端翻译面临一将难求的窘况,粗制滥造、质量低劣的翻译作品泛滥。原译林出版社社长李景端列举说,霍金著《时间简史》(插图本)“经专家对照后,差错至少10万字”,更有甚者,《骑兵军日记》“每页错译高达两位数”,“6月3日的日记,1500字中就有16处错译”。《杰克.韦尔奇自传》38.5万字中,全错780多处,与原意有距离的千余处。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那些大胆却无知的翻译的“杰作”。他们把道路交通“出口”译作“Export”,把“一次性用品”译作“A Time Sex Thing”,如此令人不可思议的错误不时在某些公共场所、旅游景点堂而皇之地闯入人们的视线。就在开港不久的上海洋山深水港的东海大桥上,“不要疲劳驾驶”的英文标牌赫然写成了“Do not Drive Fatigue”(不要驾驶疲劳),让人啼笑皆非。
  毫无疑问,以上感慨、呼吁乃至抨击绝不是杞人忧天、小题大做,更不是凭空捏造。我们在福建的某景点也看到“注意安全”被译为“Attention is safe”,“小心危险”被译为“Careful is danger”,随行的“老外”发现后立刻用照相机拍下,大概以供其教学之用吧。凡此种种,难道可以简单地用“再叙事”来解释吗?
  “再叙事”命题的科学性应指向译者在职业道德范围内吃透原文后的个体“前结构”的个性化“对等”追求的结果,而不应指向“战争修辞”中断章取义、取我所需的有意“编译”,也不应指向出于无意漏译或无知的误译。从这方面看,Mona Baker教授讲座中提供的英美国家针对阿拉伯世界而“取我所需”的新闻报道,恰恰是西方“话语霸权”的论据,是“兵不厌诈”、不流血的“军事言语行为”形式之一,属于实施“话语暴力”行为,如果作为“再叙事”命题的有效论据,反而削弱了“再叙事”命题理论上的科学性与有效性。
  虽然我们无法对“再叙事”的限度做出精确的数学公式化描述,但“粗制滥造”、“质量低劣”、“差错”、“错译”、“大胆却无知的翻译”一律指向“非法”的“乱叙事”。既然任何人,作为整个人类的一分子,他就必然拥有人类种属的特征;既然任何人都有群体归属,他就必然拥有一些他所属群体的共同特征。看来,作为翻译理论研究者与实践者这个群体,其中具有职业道德的专家心中,行家眼里自有一杆尺,一杆衡量理论上“再叙事”与实践中“乱叙事”的分界尺。
  2.2 “再叙事”:“忠实”新解
  国内译界对严复“信达雅”翻译标准中“信”的本质起初争议者少,而对“雅”则质疑者众——原文不雅,译文缘何非雅不可?随着讨论的深入,就“信”而言,是忠实原文内容还是忠实原文形式或二者兼顾总是意见相左,由此引出的“直译”与“意译”之争旷日持久,似乎永无止息。“信”的具体所指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西方奈达(Eugene A.Nida)的“对等说” (equivalence theory) 在译界久议不衰,但其中的英文equivalence,无论人们如何理解,总是在吃透原文的前提下,明白无误地指向不同程度地“忠实原作”,否则英语different或opposite就可“堂而皇之”地“胡作非为”。
  即使如今中国译界广为讨论的德国“目的论”(Skopostheorie)也不能成为“乱叙事”的理论支撑。近年来包括硕士研究生选题的翻译热点课题之一是“目的论”,强调文本功能对某种目的或功能的实现。笔者参加一场硕士论文答辩时读到(王宪,2007:IV):
  根据“功能目的论”的观点,翻译的标准不是译文对原文的“忠实”,而是预期目的实现与否。“功能目的论”赋予了译者更大的自由,译者可以采用各种翻译方法寻求目标文本预期功能的实现。根据该理论,在实用翻译中,源语文本主要起提供信息的作用。当直译影响预期功能的实现时,译者有权对源语文本进行调整。译者可以根据需要调整源语文本以适应目标语境,也可以在不影响译文预期功能(黑体着重号为笔者所加—笔者按)的情况下选择直译。
  问题是:目标文本预期功能与源语文本的预期功能是一种什么关系?一则中文广告对中国人的预期功能是促销,那么英译文的预期功能也应该是面对英语读者的促销行为。从这一角度看,“翻译的标准不是译文对原文的‘忠实’”显得太笼统,或许可转化为“翻译的标准应该是译文功能对原文功能的忠实”。这或许便是“再叙事”与“忠实原作”的一种辩证统一关系吧;换言之,暂时撇开“内容与形式”忠实与否的问题,“功能忠实”也能与“乱叙事”划清界限,仍然保留了某种意义与某种程度上的忠实——各种“再叙事”,从“目的论”角度看,仍然需要追求对“原文功能”的忠实!翻译作为一种特殊的跨文化言语交际行为,对原文功能的解读也可视为对原文语用意图的解读,而这将导入跨文化语用学的进一步研究。对此笔者将另文详述。
  “信达雅”、“对等理论”和“目的论”似乎还无法彻底地与“忠实”一刀两断。真正与“忠实原则”大唱反调的是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译学界的“译者中心”翻译观。对此,刘亚猛在《从“忠实于源文本”到“对源语文化负责”:也谈翻译规范的重构》一文中,曾做了详尽的分析。不妨择其要点,转述如下(刘亚猛,2006:11-16):[2] 1)一度被奉为圭臬的“忠实原则”在西方译学界被弃如敝屣→2)原因是“忠实原则”的认识和观念体系20世纪中叶以来已土崩瓦解→3)一方面,后结构主义思潮颠覆了“忠实原则”的一个基本预设:任何文本都存在一个由其语言结构或作者意图确定的终极意义→4)另一方面,以“文化研究”名义崛起的批评范式颠覆了“忠实原则”的另一个基本预设:译者与文本之间应该是一种单一、单纯、与政治无涉的道德关系→5)解构主义者从意义不具有确定性这一大前提出发,认为“疏漏、歪曲、不忠”是“译者无法逃脱的宿命” →6)极端的译者中心论者甚至号召尽可为了自己的“健康和营养”而大胆地“吞噬”原文→7)但译者中心论者在一味强调意义的内在不确定性时,却忽略了语境是话语实践者可以确认的一些共识的产物,在具体语境中确定意义的可能性始终存在→8)以意义的不确定性为理由豁免译者对正确解读原文承担的义务是一种理论失误→9)译者中心论者的“强势翻译”完全是一种以当代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名义行使的“话语暴力”→10)面对源语文本中存在的性别、种族、族裔、阶级等西方文化中心论,翻译强势文化作品的弱势文化译者,如果将源于第三世界的“食人”或“吸血”译者中心翻译观推崇为新范式的原型,并不见得弱势语言文化便能成为唯一的受益者,反而将成为上述“话语暴力”的理论借口,根本无法打破不平等关系→11)翻译规范的重构应该是:从对源文本的“忠实”转为对源语文化“负责”,即对原文的解读不能超越源语及其文化可以接受的范围,这样既可以放弃对“原文终极意义”的追逐,又使译者受到原文作为源语文化的代表所施加的限制→12)对译出语文化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必须和对译入语文化承担的责任和义务相互平衡,但那是有待讨论的另一个问题。
  上述归纳力求按逻辑顺序理出作者对重构翻译规范的论证思路。由于原文篇幅较长,难免挂一漏万,但作者提出将源语文本这一部分置入源语文化这一整体中去考量,是对“忠实原则”的一种改造并赋予它一个不同的结构和功用,而不是彻底摧毁“忠实原则”(同上:16),这的确为重构翻译规范提供了一条新思路。

  3“再叙事”:文体类别与译注的“忠实功能”
  3.1文体类别与“再叙事”的限度
  “再叙事”与“乱叙事”的区别或许除了专家行家的共识和敏锐目光可以辨别外,还可从“无意”与“有意”、“可译性”与“不可译性”、实用翻译与文学翻译的矛盾对立统一中得到某种解释。
  当我们剔除了“兵不厌诈”与“大胆无知”的有意曲解以及无意漏译或误译之后,我们发现:在科技文献、产品说明书、公共标牌等实用翻译中,“再叙事”的限度相对有限,而对文学翻译的“再叙事”空间相对较大,因为后者涉及“文学性审美化言语”的再现,不同译者的“前结构”导致了“萝卜青菜,各有所爱”的修辞选择。从绝对对等的角度看问题,文学翻译,尤其是诗歌翻译,具有绝对意义上的不可译性;可译性是相对的,在这相对可译的范围内,“再叙事”的程度差异似乎正应了那句广告词:“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无意漏译或误译虽然与“兵不厌诈”的有意“编译”性质不同,但结果也是对原文的一种侵权行为,试举一例:
  Love is the most powerful antidote against criminal, morbid, and suicidal tendencies; against hate, fear, and psychoneuroses.(爱是对付犯罪倾向、自杀倾向和病态的最强药方。)
  这是笔者试译Pitirim A. Sorokin(2002:XII)所著《爱之道与爱之力》(The Ways and Power of Love)中的一句话。显然分号后头的against hate, fear, and psychoneuroses给漏译了。当一位匿名审稿人指出这一漏译失误时,作为试译者,笔者为自己通宵达旦笔耕不停而无暇回头校对就发稿的做法,感到惭愧,因为这无论如何是不能以“再叙事”作为遁词的。
  3.2 译注:一种“对源语文化负责”的手段
  如前所述,刘亚猛提出的翻译规范重构有两个鲜明的内涵:一是从对源文本的“忠实”转为对源语文化“负责”;一是对译出语文化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必须和对译入语文化承担的责任和义务相互平衡。
  如何“相互平衡”呢?笔者不揣浅陋,谈两点个人想法:1)出版部门和译者有权选择所要翻译的文本,但一旦选定某一特定文本,便无权对其中存在或可能存在的“不平等关系”进行“乱叙事”,进行取我所需的“强有力翻译”或“食人主义翻译”,因为译者必须对译出语文化承担责任和义务;2)但为了同时对译入语文化承担责任和义务,在如实翻译哪怕包含译入语文化难以接受或无法消化的内容时,译者可以采用译注形式提出译者的个人见解。试举一例:
  Without love, no armament, no war, no diplomatic machinations, no coercive police force, no school education, no economic or political measures, not even hydrogen bombs can prevent the pending catastrophe. Only love can accomplish this miracle, providing, however, we know well the nature of love and the efficient ways of its production, accumulation and use. (如果缺乏爱,则兵力、战争、外交谋划、强制性警力、学校教育、经济和政治手段乃至氢弹都无法阻止一触即发的灾难 [1] 。只有爱才能创造这种奇迹——当然,前提是我们必须深晓爱的本质,深谙产生爱、积累爱和利用爱的有效途径。)
  这也是笔者试译Pitirim A. Sorokin(2002:XI)所著《爱之道与爱之力》(The Ways and Power of Love)中的一则片断。这一语段的前半部分可能令汉语文化读者费解:战争和氢弹本来就是巨大灾难;在缺少爱的情况下,能用本身就是巨大灾难的战争和氢弹来阻止虽一触即发但却未成为事实的灾难吗?“一触即发”毕竟尚未成为现实,而发动战争而且还动用氢弹不是先制造灾难了吗?于是笔者添加了以下译注:
  [1] 作者的意思是:如果靠武力或外交谋划,而不是以爱为出发点,那么人类毁灭人类的悲剧无法避免。这里实际上涉及到西方的“用战争消灭战争”的一种理论,例如,恐怖主义会不停地制造灾难,推翻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就能打击恐怖主义,就能避免更多的灾难,甚至根除类似的灾难。至于事实是否如此以及最终能否实现这一理论的预期效果,读者不妨作为学术问题,给予思考并得出自己的结论——译者注。

  结 语
  “翻译的本质是再叙事”这一命题的科学性与有效性存在于民族语言与民族文化同体同构的“语言世界观”中,存在于个人“前结构”的阐释视阈中,更存在于非实用性文学翻译的广阔空间中,但不能成为“兵不厌诈”或“无知滥造”的理论“藏身所”。“再叙事”与“乱叙事”的区别以及“再叙事”的空间限度存在于具有职业道德水准与高端业务能力的语言共同体成员的共识之中,虽难以一一量化与细化,但存在于具有职业道德的翻译工作者的良知之中。翻译中对原作内容、形式和功能的忠实探索,将导向跨文化语用学与翻译学的交叉研究界面(interface)。对此笔者拟另文详述。

  参考文献
  [1] [德]威廉·冯·洪堡特著,姚小平译.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2] Brislin, R. W. & P. Pederson. Orientation Programs. [M].N. Y.: Gardner Press, 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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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南帆主编.文学理论 [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2.
  [5] 夏季.翻译昌盛 危机暗藏 [N].中国民航报,2006-6-19(5).
  [6] 王宪.福建经贸外宣材料英译研究 [D].2007年1月福州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分类号:H31,编号:10386).
  [7] 刘亚猛.从“忠实于源文本”到“对源语文化负责”:也谈翻译规范的重构 [J].中国翻译.2006(6):11-16.
  [8] Pitirim A. Sorokin. The Ways and Power of Love [M].Pennsylvania: Templeton Foundation Press, 2002.

  [1] 美国文献中20世纪末将此前subculture改为coculture,前者一般译为“亚文化”。“亚”者,“次”也,sub这一前缀带有“低人一等”的含义,而co这一前缀指“同时”、“共同”等,如peaceful coexistence(和平共处),因此coculture不妨译为“共存文化”,以相对于主流文化(mainstream culture / dominant culture)。
  1原文篇幅较长,这里撮其要点进行归纳。归纳不妥之处,文责自负。敬请读者参阅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