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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完成的飞散----论张爱玲的 The Rouge of the North

  内容提要:张爱玲唯一的一部英文小说The Rouge of the North本是一部极具飞散潜力的小 说,却未能在西方学界获得好评。本文试图运用三个飞散关键词“非家幻觉”,“跨越性”,以及“文化翻译”来分析解释这一作品的成与败,彰显张爱玲在流亡美国后所作的飞散尝试。
  关键词:飞散 非家幻觉 跨越性 文化翻译 The Rouge of the North

  唐君毅老先生曾撰“中华文化,花果飘零”一文, 其主旨在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备受西方列强凌辱,众多国人不得不离开故土到美国及其他国家谋生,中国人在异国他乡的生活中想要保持中华文化是非常困难的。唐先生疾呼,“中国社会政治、 中国文化与中国人之人心,已失去一凝聚自固的力量,如一园中大树之崩倒,而花果飘零,遂随风吹散;只有在他人园林之下,托荫避日,以求苟全;或墙角之旁,沾泥分润,冀得滋生。此不能不说是华夏子孙之大悲剧。”(《说中华民族之花果飘零》第2页 )。唐先生的愿望是中国人在世界的风云际会中,能够铭记故土文化的价值,守住文化的根本,以期将来得以再植根基,共造中华。他虽然提出了“中华文化当由花果飘零而灵根自植”这一目标, 却对实现它的途径一筹莫展。在他的眼中,处于 “移位”中的文人是无助且无奈的,中华文化的前景在世界强国的威胁下令人黯然神伤。
  唐老先生的观念与文学理论上“飞散”一词的旧意相当契合。20世纪70年代以前,英美主要词典中的Diaspora 是大写的,特指自《旧约》以来,犹太民族散布世界各地的经历,隐含着“历史受害”者背井离乡的悲凉涵义。然而,当今的世界顷刻万变,当代飞散理论的新概念与新视角已经使我们看到了“飞散”经历所带来的文化混合的喜悦。70年代以后,小写的diaspora比其原意的范围有所扩大,它不仅保留了移位,家园等内涵,还含有文化跨民族性,文化翻译,文化旅行等涵义,成为后殖民和全球文化种种文化实践和语境中的一个新视角。童明从词源上对希腊语diaspeirein做出了分析,:“dia- 原指种子或花粉‘散播开来’ (to sow/scatter across), 植物得以繁衍。”(《西方文论关键词》第113页)当代飞散学者的看法不仅较唐先生更为乐观和开放,还明确了实现文化“飞散”的途径。童明指出:在“全球主义” 下保持“差异”是“飞散”文学的根本。关键是,如何“以跨民族的气度看待民族文化,以翻译的艺术繁衍家园。”(124)
  透过当代飞散理论,欧美学界发掘出一大批杰出的飞散作品。虽然飞散的原因与飞散者的经历不尽相同,成功的“飞散作品”被公认为具有下列几个特征:1)它们既能拒绝同化,又能站在跨民族的高度审视本国文化。 2)能完成文化翻译,使世界人民都能接受。20世纪最重要的(飞散)作家当数生于俄国,旅居德国,英法,美国,瑞士等国,著有 Lolita (1955法国,1958 美国), Pnin (1957) 等的纳博科夫。纳博科夫虽以俄国侨民生活为主要题材,却把小说中人物自我错位的思绪化为深刻的哲学思考并在作品中重新想象创造了欧洲。而身为欧洲飞散作家的南非白人戈迪默和库切则因为没有一般欧洲飞散作家的西方“地位优越感”,对被压迫民族充满同情而成为重要的后殖民作家。其他生于东方而旅居英美的世界级飞散作家还有拉什迪,Achebe,奈保尔,迈克尔翁达杰,石黑雄一等人,他们都把自己丰富的经历,多重的经验与感受融入作品之中,创作出 Half a life (2001), The Satanic Verses (1988), An artist of the Floating World (1986), The Remains of the Day (1989)等杰作。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张爱玲本来可望成为知名飞散作家。 她不仅学贯中西、中英文俱佳而且有“放逐”的经历和作品。1952年大陆解放后,张爱玲因与汉奸胡兰成的一段婚姻关系而失去安全感,含泪永别大陆。为了生存,她投奔驻港的一家美国新闻机构,为其撰写了两部带有反共色彩的小说The Rice -sprout Song(1955)与Naked Earth (1957)。两部作品皆因宣传口吻及行文草率而未获好评。 1955年,张远走美国。到美国以后,张面临的是更大的生存压力。她曾将一篇令她在中国声名鹊起并得到美国学者夏志清推崇的短篇《金锁记》译成英文 The Golden Cangue。但是这个短篇还远远不够建立张在美国的文学声望。到美国之后12年的艰辛生活中,张从来没有放弃自己东山再起的梦想而默默地对《金锁记》用英语进行着重写,将其扩展成一部长篇小说。这部小说就是张在美国倾心打造的弥漫着回忆与寂寥的唯一一部长篇The Rough of the North,于1967 年在伦敦出版。此作品孕于张的流亡之旅,浸于张的非家幻觉,结于张的跨越困惑,生而具有巨大的 “飞散”潜力,却终因遭受普通读者与评论界的双重冷遇而心字成灰。这一年恰逢张爱玲卧病多年的美国丈夫去世。从此,张爱玲一蹶不振,彻底放弃了想在美国成名成家的期望,转而进行中国古典文学的翻译与研究。4年后张爱玲又失去了在洛杉矶大学的研究职位,开始了在美国长达25年的后半生隐居生活。中国现代文学的耀眼明星就这样陨落在大洋彼岸的黑暗角落。唐先生所担心的中国文化不得不在强势的西方文化中“沾泥分润”不幸言中了 这位“美国华裔作家”的命运。神秘孤高的旷世才女张爱玲虽然令人捉摸不透,其成败在童明先生的理论背景下却非常鲜明。让我们来逐一品味此作品的“飞散”特征与其不尽人意之处。

  一 非家幻觉:(潜意识--- 无家可归—暗恐心理)

  《金锁记》讲述的是女性自缚黄金的枷锁,挣扎不成最后缚人的故事。对于同样的题材,一个作家不惜时隔多年后用双语再次对它进行两次重写。 其中不仅透露着对成功的急切渴求,也交织着作者对家与生命过往的无限的记忆与想象。首先,小说的题目令人深思。 The Rouge of the North 本该讲述一位北方女性的故事。而故事却发生在上海,女主人公Yindi在其孤独漫长的一生中从未离开过上海。 “北方”一词的意义在小说第4章才显现。 原来,Yindi 丈夫的姚氏家族本是清朝在北方颇有政治地位的大家族,由于政局动荡才不得不迁至南方。 即便是在南方,家族仍靠北方田产生活,而且族中的女性仍然保留着北方的穿着与装扮:“她(YIndi)曾经注意到他们家比外面女人胭脂搽得多,亲戚里面有些中年女人也搽得猴子屁股似的,她猜是北边规矩,在上海人看来觉得乡气,衣服也红红绿绿,所有时行的素淡的颜色都不许穿,说像穿孝,老太太忌讳。”(怨女,24)姚家的身世背景虽因作者的刻意隐讳而模糊不清,却与张爱玲的家族身世惊人地相似。张爱玲1920年出生于上海的官宦世家,祖父张佩纶为督察院左副都御使,与李鸿章之女李菊耦结为秦晋之好,有一儿一女,父亲张廷重,姑姑张茂渊。张爱玲的母亲也出身于豪门深闺。张家的衰落在张廷重出生后不久开始。2岁的时候,张爱玲随父母生活在天津与北京的家族老宅,8岁才迁回上海。对于早慧的张来说,人生最初弥足珍贵的记忆来自于北方。 北方的老宅也代表着这一曾经显赫的家族的历史与记忆。在散文《私语》中,张爱玲写道:“但是新近发现这本书上的几行字,却很喜欢,因为有一种春日迟迟的空气,像我们在天津的家。”(102)
  Rouge的论者大都围绕着故事的主题和Yindi及其家人之间的关系展开讨论,却不约而同地忽略了书中几个家包括北方老家所代表的深意,也许在论者看来,Yindi的家只是作为她的背景和经济来源的一部分而存在,除此之外,就不具有任何意义,因此它们始终处于批评的盲区之中。实际上,故事中的几个家并不是简单而真实的地点,它们根本体现了张潜意识中对“家”的企盼与向往。因此, 从飞散理论中“非家幻觉”的角度入手才能更好地把握这一地点的意义和功能。童明从弗洛伊德对“uncanny” 的词源研究中提炼出“非家幻觉”这一飞散文学的核心概念:“ ‘暗恐心理’ (uncanny 的音译)现象实际上有着‘家园’的根源。这个理论,也是弗洛伊的“压抑复现”论 (recurrence of the repressed)的另一个版本。受压抑的情绪起源于熟悉的环境,它复现的片刻是个移置(transference)的片刻,伴随着惊恐情绪。由于每个移置片刻都是受压抑情绪的一个新的表现形式,受压抑情绪的复现过程实际上颇有创造性,虽然形式令人不安。”(关键词,123) 巴巴也曾注意“非家幻觉”对于飞散者的意义。 巴巴说:“‘非家幻觉’的片刻像你的影子似的偷偷袭来。”(Bhabha:1337)依据弗洛伊德的理论,巴巴解释,“非家幻觉”是“家和世界位置对调时的陌生感”或“在跨越地域,跨越文化开始时期的一种状态。”;“飞散者是离家者(unhomed),但是因为有“非家幻觉”(the unhomely)的伴随,离家者事实上并非无家可归(homeless)。
  离家者张爱玲在美国几乎是无家可归。她不仅失落了自己在上海时的“天才梦”,也一直未能摆脱经济窘境。与美国社会的种种不契合其实早就促成了张爱玲受压抑情绪的复现,她对远在中国的那几个曾令她爱恨交加的家的向往与回忆正是其“暗恐心理”在Rouge中的投射。这种投射的具体表现就是像影子一般追随着Yindi的 “非家幻觉”:小说的前半部,Yindi 生活在小而破烂的娘家与“阴阳交界”的夫家。对这两个家,她没有任何归属感,从而对未来产生了莫大的恐惧,常挣扎在幻觉之中。在小说的后半部,Yindi搬出姚家与儿子独居。Yindi对现时这个家不仅毫无热情而且为自己虚构了一个精神家园。 这个家园的时间性就在于它同时并存的未来性与过去性。虽然Yindi 并没去过姚家在北方的老家,却视之为精神归宿,因为它虽不无压抑,却代表着一种传统,一种秩序,一种温暖的回忆与对繁荣的向往。在漫长而孤寂的晚年生活中,Yindi 唯有执著于旧的家族的记忆与历史才能体会到生命的意义。正如已经疏离的故土上海对于飘泊异乡的张爱玲一样,她没有未来只有过去。下面,让我们将文本之中的“非家幻觉”一一呈现出来。
  Rouge一开始,卖麻油的Yindi 心比天高却命比纸薄。聪明过人的Yindi深知自己贫贱的出身在婚姻上的局限性,对未来忧心忡忡,所闻所见中常有一种似幻似真的鬼魅般的感觉。看到小贩挑着的矮竹椅子,Yindi感到“肥唧唧的淡青色短腿,短手臂,像小孩子的鬼。”(8)而算命瞎子的三弦声“像回文锦字不断头。听在耳朵里,是在预言她的未来,弯弯曲曲的路构成一个城市的地图。”(9)这“城市的地图”向读者传递出张作为自身命运注视者的形象。张爱玲在写作时对未来的焦虑也体现在Yindi的遐想中,“算命的兜了个圈子又回来了。远远听见三弦铮琮响,她在喜悦中若有所失。她不必再想知道未来,她的命运已经注定了… …一天天时间过去,而时间这东西一心一意,就光想把她也变成个老妇人。”(12)而Yindi出嫁前对家的最后的苍凉感竟然是如此新鲜而令人难忘,“邻居婴儿的哭声,咳嗽声吐痰声,踏扁了鞋跟当作拖鞋,在地板上擦来擦去,擦掉那口痰,这些夜间熟悉的声浪都已经退得很远,听上去已经渺茫了,如同隔世。”(16)然而,却正是 “在这些使人安心的日常的声音里,她(Yindi) 又睡着了。”这使人不禁联想到张晚年在美国所作的散文《草炉饼》,上海街巷上普通的叫卖声对张爱玲来说竟能沟起对人生的无限眷恋。上面的一句是否也寄托着张重归故里的期望?Yindi三朝回门时,“看见她自己房里东西都搬空了,只剩下一张床,帐子也拆了下来,只铺着一张破席子……她像是死了,作了鬼回来。”(19)而回家的感觉仅仅是:“落到这陷阱里,过了阴阳交界的地方,回到活人的世界来,比她记得的人世间仿佛小得多,也破烂得多,但是仍旧是惟一的真实的世界。”(21)在娘家与哥嫂共处对Yindi来说充满着矛盾与阴谋,字里行间折射出张爱玲对父亲与继母的潜意识。
  再看Yindi 婚后的生活。 她的丈夫姚二爷几乎没有眼睛而且是连路都不能走的“骨痨”患者。姚家是二爷的“雕花囚笼”,而二爷“从来不下地,所以鞋底永远簇新…他反正有钱也没处花…像这样白看着繁华热闹,没他的份。”(37)Yindi因其出身而从不被妯娌接受,只得终日与之厮守,“也像在闹市隐居一样。”所以,丈夫的家在Yindi看来是一个没有人气,鬼影森森的地方,“过道里没有人。地方大,在昏黄的灯光下有一种监视的气氛,所有的房门都半开着,擦得锃亮的楼梯在她背后。她开了门闩,推开一扇玻璃门,阳台上漆黑,她也没开灯。冷得一下子透不过气来 … … 黑色的剪影像个和尚头,晚上看着吓人一跳。”(39)在孤绝与对丈夫的厌恶中,Yindi 不是产生幻想:“就在那黑暗的玻璃窗上的反光里,栗色玻璃上扶着淡白的模糊的一幕,一个面影,一片歌声,喧嚣的大合唱像开了闸似的直奔她来。”(38)她甚至一度把无处释放的情感寄托在花花公子姚三爷身上,但是三爷是个鄙俗实际的小人,他不会为了Yindi而使自己在族人面前颜面扫地。遭三爷拒绝之后,受挫的自尊与难以维持下去的现状使Yindi陷入对余生无边的恐惧:“未来是个庞然大物,在花布门帘背后藏不住,把那花洋布直顶起来,顶得高高的,像一股子阴风。”(64) 而此刻的月色也笼罩着鬼魅与绝望的气息:“窗子里有个大月亮块沉下去了,就在对过一座乌黑的楼房背后。月亮那么大,就像脸对脸狭路相逢,混沌的红红黄黄一张圆脸,在这里等着她,是末日的太阳。” (66)Yindi 在姚家的16年光阴都在这种半梦半醒的绝望中挨过。
  小说的后半部是Yindi从姚家分出来以后与自己的儿孙在一起的生活。从某种意义上,这是Yindi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家。这一次,文本之中家的形象不仅呈现出张爱玲在美国独居多年的家的景象,Yindi的心境也居然与张在美国时不差毫厘:“她也是老式洋房,不过是个巷堂,光线欠佳,黑洞洞的大房间….自己房里空空落落的….她自己坐在床铺上,这是唯一新添的东西。老太太在日,家里没有这样东西,所以尽管简单,仍旧非常触目,榻床上铺着薄薄一层白布褥子,光秃秃一片白,像没铺床,更有种逃难的感觉。”(75)。众所周知,张爱玲在美国独居多年的洛杉矶公寓也似雪洞般空阔而简单,没有家具,没有摆设。而“逃难的感觉”更是典型的离散者心态。 回到小说,Yindi 搬出来后开始吸食鸦片并奉行姚家老太太的全部“北方规矩”。因为她不愿面对现实生活的空洞、哀愁、与孤独。对于Yindi,旧的东西都是好的,陋习与传统的承袭能带来一种安慰:“在耀眼的灯光里,仿佛二爷还在,蜷曲着躺在对过。其实他在与不在有什么分别?就像他还在这里看守着她。”(81)Yindi 不仅继续使用姚家带出来的老仆人,改穿老太太与二爷的衣服,甚至连过年的菜样等“都照老公馆一样。”(91)因为多年前在姚家全族的一次活动中, Yindi就对北方老家浓妆出行的规矩深有感悟:“她觉得他们是一个戏班子,珠翠满头,暴露在目光下,有一种突兀之感:扮着台阁抬出来,在车马的洪流上航行。她也在演戏,演得很高兴,扮作一个为人尊敬爱护的人。”(55)虽然在Yindi的生活中,尊严所剩无几。然而久远的传统中总能透出一丝神圣。姚家的辉煌早已褪去,Yindi的青春一去不返。多年以后,Yindi 与三爷重逢,两人之间仅存的默契是对过往的追忆:他在她眼中 “也在留恋过去”(95);“她要在她新发现的过去里耽搁一会,她需要时间吸收它。”(98)曾在40年代的上海文坛绚烂一时的张爱玲自从踏上美国竟然消沉了40年,过往的一切对于她的意义已无需赘言。小说以Yindi 那可以吞噬现实的强烈幻觉收尾“从夏布帐子底下望出去,房间更大、屋顶更高,关着的玻璃窗远得走不到……她引以自慰的一切突然都没有了,根本没有这些事,她这辈子还没经过什么事。‘大姑娘!大姑娘!’在叫着她的名字。他在门外叫她。”(141)
  Yindi对家的各种幻觉大大超越了张爱玲典型的写实作品中女主人公对家的不满与憎恶,凸现出强烈的时间因素。对未来的恐惧及焦虑与对过去的留恋与发现交织在一起,使Yindi永远与现实失去了接触而不得不依靠幻觉与遐想生活。这正是张爱玲在飞散状态下暗恐心理的写照。总之,只有将书中的三种“非家幻觉”联通在一起,我们才能切实把握这一作品所隐含的飞散内涵。

  二 跨越的困惑

  童明指出, “跨界”的思维是飞散视角的实质。他认为, “采取飞散视角的作家,反对固化身份(calcified identities), 提倡混合身份的跨文化,跨民族特征。他们观察生活在文化移位状态中的人群采取客观的态度,既有同情,又有反讽,并不把身处飞散生活状态中的人浪漫化,更不把这些人物描写成完美的化身。”(119页)他还指出,一个人可以生活在飞散状态中,但若未能形成跨民族思维,也就放弃了飞散视角。
  张爱玲离开大陆当然是出于迫不得已,但是她没有选择留在香港或台湾而是来到美国是出于她和西方的不解之缘-- 张爱玲从小深受热爱西方文化的母亲的熏陶,而且自中学起即接受双语和跨国文化教育。她小说中女主人公往往如她自己,不再是二三十年代作家笔下最常见的多愁善感,柔弱无助的传统中国女性,而或多或少地是一种杂糅了中西方(或传统与现代)女性特征的一些女子。比如,《沉香屑》中的葛薇龙与《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来到美国,张爱玲当然希冀着凭借这次“越界”给自己的生命带来一些转机。然而,越界并不等于跨界。到后不久张爱玲就与赖雅生活在一起。 遗憾的是,赖雅的身体状况和她自己的孤傲使她与美国的现实生活基本隔绝。张爱玲在美国的作品没有一篇体现出美国的现实生活,因此中国与美国的文化从未能在她的作品中交融。 相反,张爱玲总是想回到中国的现实中去。此时故国往事已经疏离,但她仍然可以在作品中继续自己对中国女性命运以及她们生活现实的想象。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想象自然与中国的现实渐去渐远,而其中人物的性格也似乎越来越西化。 对比《金锁记》与 Rouge, 我们发现Yindi 与曹七巧以及所有其他女主人公的不同在于她超乎寻常的“跨界性”。Yindi 似乎永远不甘于固有的身份,而试图跨越那些常人无力也不敢逾越的界限。
  在《金锁记》中,七巧并没有主观的“越界”欲望与努力。她接受姜家求婚完全是出于被迫。在七巧的后半生,她专注于对子女及儿媳的残害与精神虐待:“用那沉重的枷角(黄金的枷)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45)。 如果把她的害人动机皆归于对外人的提防及金钱的痴迷未免牵强 -- 钱对这个足不出户的人究竟意义何在?我们只好相信:七巧是一个被出卖,被折磨得失去人性的妇人。
  然而,Rouge 中的Yindi却是一个心思细腻,不甘沦落的女子。虽然她的“跨越”努力总是反衬出人生的无限苍凉,却“仍然能带来一种启示”。她生命的“越界性”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Yindi 接受姚家的提亲并非是出于被迫。相反, Yindi 是一个极有个性,心气颇高的女孩。她试图借助这桩婚姻跨越自己原有的社会身份。Yindi 曾倾心于药店伙计小刘。然而谈及婚事,她思忖道:“小刘不像是会钻营的人。他要是做一辈子伙计,她成了她哥嫂的穷亲戚,和外婆一样。人家一定说她嫁得不好,她长得再丑些也不过如此。”(12)。与姚家的婚姻虽然不无委屈,却使自己在名门望族中获得了一个正式身份,一个名正言顺的位置。因此,Yindi 婚后总在娘家人面前显得格外自豪与高傲。产后嫂子来照顾她时,她把自己房中一样样东西都展示给嫂子,包括孩子的满月礼。哥嫂的孩子则被她视为下等人,不配与自己的儿子一起玩儿。甚至连姚家已无人愿意遵守的旧道德,老规矩,Yindi也不辞辛苦地维护,因为对于她来说,这些都象征着大家族的身份,代表着一种秩序与尊严。但是这样的“越界”并未成功。 其实, Yindi早已意识到瘫痪的丈夫并非自己婚后生活的全部灾难。她还必须日复一日地承受姚家上下对她低贱出身的歧视与鄙夷。就连她唯一的幻想寄托姚三爷都只是一个薄情之辈。她无法真正融入姚家,也从未被姚家的族人接受。残酷的孤独和时间的流逝使Yindi的心一点一点地冷下去。
  另外,Yindi 在与儿子相处的过程中,也总是想跨越母亲的家庭身份,成为儿子精神上的恋人。年轻,健康而又充满活力的Yindi没享受过父母之爱及兄嫂的关怀,甚至也不能得到正常男人的温情。她只是男权社会的一个牺牲品。所以,当她和长大成人的儿子独自单过时,她最看重的就是儿子对自己的感情。一方面,她要保持母亲的尊严, 儿子必须尊重自己;另一方面,她又是一个孤独的女人,她希望儿子把她当作一个女人来欣赏,永远陪伴她。这种心理的变化极其微妙。 刚分家时,YIndi 感觉到儿子对自己的冷漠,“乍清静下来,倒有点过不惯,从前是隔墙有耳,现在家里就是母子俩对瞅着。他 (玉熹)从小是这脾气,阴不唧唧的,整天厮守着也还是若即若离。”(79)然而,当她和儿子谈起他倾心的女孩子时,Yindi忽然觉得“试探他是有刺激性的,她可以觉得年轻人的欲望的热力。只要她肯跟他讲粉艳霞, 她自己就是开天辟地第一个女人,因为只有她是真的,她在这里,她有经验。”(120) 为了让儿子恋家,她就引诱他吸鸦片,这样儿子就可以天天守在她身边。而他们在一起时,“是那么安全, 是骨肉团圆,也有点悲哀。 她有一刹那喉咙哽住了,几乎流下泪来,甘心情愿让他替她生活。他是她的一部分,她是个男的。”(115)后来,Yindi 又行使母亲的权利为儿子娶进一个丑妻。渐渐地,本来还算正常的年轻的玉熹很早就衰老麻木,万念俱灰。而Yindi对儿媳们的看管则变本加厉,不仅折磨死第一个儿媳,而且把第二个本是丫环的儿媳继续当丫环用。Yindi有意或无意地毁灭了一个又一个本来有望过得更好的生命,剩下的唯有不尽的孤独与寂寞。
  可见,张爱玲对Yindi 的越界状态既寄予了同情又不无反讽,“越界”的想法或许从一开始就错了,但是固守本分对Yindi 来说依旧毫无希望。跳出文本,Yindi的生活状态仿佛折射出张爱玲的自嘲。曾经成就张爱玲的故土家园已难再容身,而美国与中国文化的巨大差异又使她无法全心接受。在张爱玲那里,两者实现不了紧密的关联,也完成不了交融。小说的结尾意味深长:
  忽然从前的事都回来了,砰砰砰的打门声,她站在排门背后,心跳得比打门的声音还更响,油灯热烘烘薰着脸,额上前刘海热烘烘罩下来,浑身为为刺痛的汗珠,在黑暗中戳出一个个小孔,划出个苗条轮廓。她引以自慰的一切突然都没有了,根本没有这些事,她这辈子还没经什么事。
  “大姑娘!大姑娘!”
  在叫着她的名字。他在门外叫她。(141)
  如果张爱玲没有来到美国,她将面对的是否仍然是一种灾难呢?敏感的张爱玲虽然对自己的内心世界讳莫如深,在此却借Yindi 反思了自身命运:
  总之,本来以写实为主的中国章回小说式的《金锁记》被改写成Rouge后,有了詹姆斯式的心理写实主义的味道,而被动挫折的七巧也变成了Isabel (或 Daisy Miller)式的竭力驾驭自身命运的西方女性。Yindi没完全变态,她能够通过不断“越界”来掌控自己的人生。但正因为她是清醒的,才比七巧更为痛苦,因为她知道生命的悲剧性在于自己并无选择。生命在她也许有着无限的可能性,比如她可以嫁给小刘,附近任何其他男人,也可以嫁入名门世家,但是都不会有幸福。她可以做一个慈爱的母亲,也可以做一个不顾伦理的妇人,但是都没有未来。只有通过不断“越界”,她才能稍微忘却心中的不安。童明在其飞散理论中强调了“全球兼本土”的二律背反逻辑。他说:“我们对自我和世界的看法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更习惯以多种视角而不是一种视角观察问题。由单一的民族主义视角产生的文化叙述显得狭窄,民族性在跨民族和文化翻译的交叉视角之下被重新设想。”(120)可以说,《金锁记》采取的视角是比较典型的三四十年代中国作家(如巴金等人)的视角,他们致力于谴责旧式婚姻与封建家族。 然而,在美国的经历很可能已使张爱玲对人物的创造与作品的审美品位更加西方化。得益于此,她才能以“飞散”或“他者” 的视角返观七巧的一生,充分探讨了YIndi 的自主性与晚年生活的自由。 这种视角体现了中西文化的多元混合。超越了“中国弱女子”之类典型的东方主义形象,反映了“普世性”的人性之复杂。
  然而,Rouge在美国问世后遭到冷遇。因为在60年代的美国(或西方)读者眼中,东方女性特别是中国的女性都是深受父权夫权及旧家庭压迫的柔弱无辜的受害者。Yindi主动选择封建大家族已令人匪夷所思,其复杂的个性对一般美国读者更是“跨越”了东方女性的固化身份,变得面目全非了。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则在于,张爱玲的“越界”视角虽然受到美国文学观念的影响却没有给作品带来美国生活的任何写实。Yindi 的混合身份只是跨越了社会身份与性别角色,却并未跨越民族身份。失去了家的怀念心情,使张爱玲像Yindi一样把中国的一切旧的东西都浪漫化了。而自甘美国社会边缘人的心态又注定了她作品的凄凉命运。有人说,“人生最苦恼困境,个人化的体验,表现既不容易,读解更难。”本文试图从Rouge中读出张爱玲的潜意识。虽然处于飞散状态中的张爱玲并未把自己的跨界思维发展成为跨民族界的思维而形成真正的飞散视角,张爱玲的表现或许仍然透露出一定的飞散意识。

  三 文化翻译?

  强烈的“非家幻觉”与明显的“跨界性” 使Rouge处处烙有飞散的痕迹。然而,张爱玲的飞散努力却并未使这部小说得到美国(西方)读者的认可。其中有作者写作方面的因素,也有读者接受的因素。童明指出,飞散的文学必须具有“可译性”: “‘可译性’应该指人类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精神现象可以沟通;我们的民族性只有在跨民族的过程才得以展现 。”(121 页);事实上,“忠实”原文的逐字逐句的机械式翻译往往体现不出一部作品的“可译性”,弥补不了不同文化间的巨大差异。本雅明在《翻译者的任务》一文中提出翻译的创造性体现在翻译时“原文”和“译文”的互动,译文兼容原文语言和译文语言的特征,是一种“更丰富的语言”(a greater language)。童明则进一步强调这样的语言对于飞散文学的重要性:
  飞散者既要坚持自己家园文化的差异,又要将这些差异用另一种文化语言再创造,形成跨民族的特征。在社会和文化实践中,飞散者不能向同化的压力屈服,不能因为别人认为他的文化太“异域”就放弃自己的文化差异。另一方面,他的家园文化如不参与跨民族活动也无法体现出自身的差异。只有他参与跨民族实践,才能实现他的故国文化的可译性,使其在飞散中繁衍。
  以这样的标准衡量,20世纪最伟大的飞散者当数能在俄语、英语和法语这三度空间里自由地穿行,任意地驰骋的语言大师纳博科夫。相比之下,张爱玲虽然对同一素材完成了四次翻译,她的每一对中英文版本都只是“忠实”原文的机械式互译。如果说,原作的素材是照片的底版或负片,作家的每一次翻译都并未完成负片的冲洗或显现。所以,Rouge并未因其作者的遭际飘零与心境之苍凉而被惯于欣赏现代主义绝望气质的美国读者所接受,而张爱玲也未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美国华裔作家”。
  这部小说在文化翻译上有一系列的缺失,由于篇幅所限,这里只能谈及三点:首先,张爱玲的小说明显受到明清世情小说和晚清谴责小说的影响。它没有西方小说,特别是西方现代主义小说精美的结构与宏大的气派而流于无聊琐碎的细节与散漫随意的结构。特别是她常常把事件分析得太过直白,仿佛旧小说中说书人的叙述,这就使习惯于细读的西方读者感到索然无味。比如:Yindi 衡量与小刘的婚事时, 想到:“终身大事,一经决定再也无法挽回…漂亮的女孩子不论出身高低,总是前途不可限量…一结了婚,就死了个皇后,或是死了个名妓。”(12)这样的解说简直是对读者理解能力的轻蔑。在Yindi 与三爷多年后重逢之际,佣人拿来一瓶玫瑰烧,“她打开纸包,倒到酒瓶里,都结集在瓶颈。干枯的小玫瑰一个个丰艳起来,变成深红色……不久,瓶底就铺上一层雪,雪上有两瓣落花。她望着里面奇异的一幕,死了的花又开了,倒像是个兆头一样,但是马上像恶兆一样感到厌恶,自己觉得可耻。”(96)这一意象本来耐人寻味,可是最后一句话不仅显得多余,而且大大降低了它的艺术价值。总之,在人物与人物互动时,张爱玲往往会把每个人的心理活动都不厌其烦地记录下来而不是像西方作家一样使用各种技巧进行暗示或象征,把回味的空间留给读者。其次,张爱玲对人物的讽刺(特别是面目描写)常常极尽夸张之能事,表现出一种比较庸俗的低级趣味。这恐怕也令尊重他人的西方读者难以消化。 比如,那位盲人算命先生是这样的:“年纪不过三十几岁,穿着件旧熟罗长衫,像个裁缝。脸黄黄的,是个狮子脸,一条条横肉向下挂着,把一双小眼睛也往下拖着,那副酸溜溜的笑容也像裁缝与一切受女人气的行业。”(10)可以说,张爱玲的语言本身就酸溜溜的,令人生厌。幸亏《金锁记》的篇幅未由得作者做过多如此的发挥。第三,张爱玲对英语的掌握程度虽然极高,却并未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有些语言显得生涩别扭。而她能用中文表达得非常好的部分,却没有出现在Rouge中,很可能是由于她不知如何表达或意识到表达时需要一点创造而不得法。比如,前文提到过的竹板凳带来的幻觉“肥唧唧的淡青色短腿,短手臂,像小孩子的鬼。”(8)是《怨女》中的句子,在Rouge 中被略去不译。
  当然,Rouge在美国的失败绝非张爱玲个人的失败。这与Rouge 发表时的文化与文学语境密切相关。当时正是女权主义与东方主义盛行的时代,对于激进的女权主义者来说,比父权夫权还要邪恶和强大的势力不可能也不应该来自女性。对于东方主义者来说,YIndi 的出现颠覆了他们对东方女性一厢情愿的全部幻想。了解了这样的背景,我们就可以视Rouge的失败为弱势群体丧失话语权的一种表现。也就是说,张爱玲表达的东西并非美国主流社会出于政治文化宣传等原因可以利用的东西。因此根本无法进行对话与交流。唐均毅曾认定,中国的问题与世界的问题基本上是一文化的问题,是中西文化的冲突问题。而当代学者 David Leiwei Li 也在《想象国家:亚裔美国文学与文化默同》一书中分析了西方世界在经典确定方面的潜在规则。他指出,西方学界对于华裔作家如金斯顿,谭恩美的充满争议的批评状况实际上是主流与少数族裔话语界、男性与女性主义者之间为争夺华裔美国妇女的发言权与代言权而进行的一场战斗。Rouge 如果诞生在批评理论如此先进,全球化程度如此之高的今天,命运或许可以改变?

  朱梅:福建泉州华侨大学外国语学院 (36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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